曾任“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参加南昌起义时就已经是师党委成员、上校连长，在黄埔四期跟他同一个宿舍的林同学也是连长，但军衔是上校。
据《文强口述自传》描述，林同学的职务当年已经是连长，而不是有些文章嘲笑的“林排”，这一点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也可以作证——余乐醒不但参加了南昌起义，而且级别比文、林还高。
文强后来怎么成了“军统特务”，几千字也说不明白，而且也不可能说明白，所以咱们只能换一个话题，来回顾一下在八一三抗战期间，他和戴笠如何在上海捕蛇：文强在戴笠指挥下，与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军统四杀手”中的赵理君等人并肩作战，经过与日本谍报人员的七次秘密接头，准备在第八次接头时实施“杀蛇计划”，遗憾的是最后还是让那条毒蛇跑掉了。
文强被俘时的身份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但在那之前，他还当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国民党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东北区）处长（区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后，一直不大愿意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但是在《口述自传》中也对当年他在上海与日谍斗智斗勇的故事津津乐道。
《文强口述自传》，顾名思义，就是文强口述、他人整理，而2001年8月文强口述自己历史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代笔者留下了这样的后记：“文老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继续吧。’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文老口述的最后一句话。我到医院看望文老，文老正好清醒了一会儿，看到我去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欢迎欢迎’很快，就又昏睡过去，文老的病状，我不忍描述。”
文强口述自传的时候，已经年逾九旬，再加上他人代笔，难免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幸好文强将军在1986年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海发表过一篇《八一三抗战中的反间谍斗争》，在那篇回忆文章中，日谍的名字叫南本实隆，而不是《口述自传》中的郎本实仁。
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作者和编审人员有多严谨，看过此系列丛书的读者诸君自然清楚：杨伯涛、沈醉等人稍有笔误或记录不准，马上就会有知情人提出“质疑”和“补充”、“订正”，而且也会刊发于其后的选辑中。
文强的《八一三抗战中的反间谍斗争》，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从上海政协编纂的《抗日风云录》中转载的，那就说明此文发布时间还早于1986年，那时候文强虽然已经不年轻，但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所写文字应该更加准确可靠。
说完史料的出处和可靠性，咱们言归正传，来看文强的“捕蛇者说”。
文强是文天祥二十三世孙，其文才武功都可能高于沈醉，他在《八一三抗战中的反间谍斗争》拟的小标题就很吸引人：一个紧急电话、毒蛇出动、一场虚惊、讨价还价引蛇上钩、第三次会谈毒蛇昏头迷向、成交多变现款实收、毒舌新计支票开来、毒蛇终于溜掉。
我们没有必要认为那些小标题是当年的编辑加的，因为熟悉文强脾气和社会关系的读者自然知道，不大敢有人该他的文章，因为此前有人改过，结果文强勃然大怒，后来如何处理大家不用猜也能知道。
文强亲笔回忆：“八一淞沪抗战期间，我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曾在特务处处长戴笠领导下，开展反间谍斗争，经历过一场与以南本实隆为首的日本间谍的较量。现追忆经过如下……（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亲笔文章）”
八一三淞沪抗战，并不像某些网文写的那样国军一触即溃，我们看当年参战的将领如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宋希濂等人写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那一战打得极为惨烈，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伤亡。
日军久攻上海不下，一心求和的老蒋又授意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争端”，戴笠得知日本间谍南本实隆少将一直活动在上海，在刺探军情的同时还想刺杀宋子文，就将计就计派文强冒充汉奸与南本七次接头以假情报忽悠来四十六万元巨款，并准备在第八次接头时干掉南本。
南本实隆能公然在上海活动，就是因为当年日谍和汉奸的渗透几乎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程度，戴笠和文强奉老蒋之命组建了一万人的别动队，一开始的任务就是抓特务，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上的“青浦特训班”和同时开办在上海的“松江特训班”，真正的目的也不是培训特工，而是要为别动队培养营连级军官，这两个班只开了一个月就拉上战场，大量学员牺牲，幸存者除了派往各地潜伏，还有一部分去湖南开办了“临澧特训班”。
文强如何忽悠南本实隆，笔者那篇题为《戴笠让文强卖假情报，日谍少将：说好给你四百万，我要吃四折回扣》的文章，是根据《文强口述自传》，跟文强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些出入，所以咱们今天只讲那篇文章遗漏的故事。
戴笠和文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特工，但南本实隆也不是吃素的，他跟文强先后七次接头，经过“艰难谈判”达成如下交易：文强按要求向南本实隆提供三条重要情报，南本向文强支付四百万元报酬，但只给了四十万元现金，其余三百六十万，开具的是日本正金银行支票，要等三到七天之后才可以兑付。
南本总共给了文强一万见面礼，刺杀宋子文的“预付款”五万元，再加上这次运到的四十万，戴笠收了这些钱之后开始研究支票和印章：“不会有假，问题是不能转户头。他们说的转户头，就是将原款改户头存在他们的银行里，你懂吗？毒蛇多么狡猾。一次去提，银行确有困难，可是要三五日才能取到手，在战况和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候，难免不夜长梦多。”
文强还想假戏真做，假装刺杀宋子文以拖延时间，争取在把三百六十万支票兑现之后，再敲南本一笔，戴笠反对并提出了批评：“宋部长在外交上、中国经济上，特别是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影响太大，如假戏真唱，一下轰动出来，将使国家和前线不利，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损失也很大。不说别的，光是股票落价，其损失就不止几千万，难道毒蛇所说的一百万元代价能弥补吗？老兄考虑不周，是智者干虑之失呀！”
文强这才意识到他确实不如戴笠目光长远，差点上了南本的当，戴笠在安慰文强“对付毒蛇不易，老兄真有胆识”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你看引蛇上钩的假戏是不是唱到了尽头？须知戏法不可久玩，久玩就会有破绽，对方就会下我们的毒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连戏词里都有的东西，你能不懂吗？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我们引毒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
戴笠将桌子拍下了格杀令：“毒蛇罪有应得，一定要干掉他。你去安排，就在谈话的屋子里干掉毒蛇一伙。你下次见面要善于应付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不付款，还要看他们还有什么新问题提出来。其他的行动，我会吩咐赵理君、王兆槐来干。”
确定毒蛇南本必须格杀，剩下的就是制定行动计划了，这场刺杀大戏的主角自然是引蛇出洞、钓蛇上钩的文强，配角则是赵理君和王兆槐，总导演自然就是戴笠。
文强也有一些担心——他怕追命太岁赵理君杀红了眼，连他一起杀掉：“如果不使赵理君、王兆槐有所了解的话，我也会成为刀下之鬼，而且在厮杀中，他们首先就会将我干掉。无论如何，我必须与赵、王两人规定暗号联系，要杀手们听了我的暗号再动手。我知道赵理君有勇无谋，王兆槐智勇兼备，我必须向戴笠建议，将王兆槐排在赵理君之前，只能由王指挥赵，不可用赵指挥王。暗号的规定由我与王、赵面商来定。”
这事儿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王兆槐跟文强是黄埔四期同学，赵理君比文强低一期，但也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才叛变跟随了戴笠，文强怕赵理君把自己干掉，显然是不太相信这位五期学弟和原先的同志。
最后戴笠和文强商定：“王兆槐为行动总指挥，赵理君负责冲进室内干掉南本及其同伙，能用匕首就不用枪，为了文强的安全，戴笠还专门拿出自己的“钢背心（估计就是最早的防弹衣）”让文强穿上，并强调了干掉南本的必要性：“我们的人在华北和东北等地，死在他们手下或被监禁的，有数百之多，对华北等地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更有不共戴天之仇。”
赵理君在“军统四杀手”中排名第三，行事也不完全是有勇无谋，他提前一天到赫德路进行了预演，并将演习过程向戴笠和文强作了详细汇报，文强多年后还很自豪：“赵理君头晚上就将演习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我也是导演人之一，戴笠感到满意。预定九点钟会谈，十一时入席，赵理君一行六人，一个个进入刘宅，潜伏于阁楼。”
赵理君六人在阁楼等到下午六点，南本实隆根本就没有出现，戴笠紧急命令文强和赵理君撤离：“不必灰心丧气，他们总是滑不掉的！”
南本实隆最后还是逃掉了，这可能也是戴笠和文强当年最大的遗憾之一，我们细看文强的亲笔回忆文章，对戴笠和文强的计划功败垂成，又会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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